属。我们还会有从（I）传下来的两个极不 相同的属，它们与（A）的后代大不相同。该属的两个群，按照图表所表示的分歧变异量， 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科，或不同的目。这两个新科或新目，是从原属的两个物种传下来的， 而这两个物种又假定是从某些更古老的和不为人所知的类型传下来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各地，最常常出现变种即初期物种的，是较大属的物种。这确实 是可以被预料到的一种情形；因为自然选择是通过一种类型在生存斗争中比其他类型占 有优势而起作用的，它主要作用于那些已经具有某种优势的类型；而任何一群之成为大 群，就表明它的物种从共同祖先那里遗传了一些共通的优点。因此，产生新的、变异了 的后代的斗争，主要发生在努力增加数目的一切大群之间。一个大群将慢慢战胜另一个 大群，使它的数量减少，这样就使它继续变异和改进的机会减少，在同一个大群里，后 起的和更高度完善的亚群，由于在自然组成中分歧出来并且占有许多新的地位，就经常 有一种倾向，来排挤和消灭较早的、改进较少的亚群。小的和衰弱的群及亚群终归灭亡。 瞻望未来，我们可以预言：现在巨大的而且胜利的、以及最少被击破的、即最少受到绝 灭之祸的生物群，将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继续增加。但是哪几个群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却无人能够预言；因为我们知道有许多群从前曾是极发达的，但现在都绝灭了。瞻望更 远的未来，我们还可预言：由于较大群继续不断地增多，大量的较小群终要趋于绝灭， 而且不会留下变异了的后代；结果，生活在任何一个时期内的物种，能把后代传到遥远 未来的只是极少数。我在《分类》一章里还要讨论这一问题，但我可以在这里再谈一谈， 按照这种观点，由于只有极少数较古远的物种能把后代传到今日，而且由于同一物种的 一切后代形成为一个纲，于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每一主要大类 里，现今存在的纲是如此之少。虽然极古远的物种只有少数留下变异了的后代，但在过 去遥远的地质时代里，地球上也有许多属、科、目及纲的物种分布着，其繁盛差不多就 和今天一样。

    论生物体制倾向进步的程度

    “自然选择”的作用完全在于保存和累积各种变异，这等变异对于每一生物，在其 一切生活期内所处的有机和无机条件下都是有利的。这最后的结果是，各种生物对其外 界条件的关系日益改进。这种改进必然会招致全世界大多数生物的体制逐渐进步。但我 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因为，什么叫做体制的进步，在博物学者间还没有 一个满意的界说。在脊推动物里，智慧的程度以及构造的接近人类，显然就表示了它们 的进步。可以这样设想，从胚胎发育到成熟，各部分和各器官所经过的变化量的大小， 似乎可以作为比较的标准；然而有些情形，例如，某些寄生的甲壳动物，它的若干部分 的构造在成长后反而变得不完全，所以，这种成熟的动物不能说比它的幼虫更为高等。 冯贝尔（Von Baer）所定的标准似乎可应用得最广而且也最好，这个标准是指同一生物 的各部分的分化量，——这里我应当附带说明一句，是指成体状态而言——以及它们的 不同机能的专业化程度；也就是米尔恩·爱德华所说的生理分工的完全程度。但是，假 如我们观察一下，例如鱼类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是何等的晦涩不明了：有些博物学者把 其中最接近两栖类的，如沙鱼，列为最高等，同时，还有一些博物学者把普通的硬骨鱼 列为最高等，因为它们最严格地呈现鱼形并和其他脊椎纲的动物最不相像。在植物方面， 我们还可以更明确地看出这个问题的晦涩不明，植物当然完全不包含智慧的标准；在这 里，有些植物学者认为花的每一器官，如萼片、花瓣、雄蕊、雌蕊充分发育的植物是最 高等；同时，还有一些植物学者，却认为花的几种器官变异极大的而数目减少的植物是 最高等，这种看法大概较为合理。
    如果我们以成熟生物的几种器官的分化量和专业化量（这里包括为了智慧目的而发 生的脑的进步）作为体制高等的标准，那么自然选择显然会指向这种标准的：因为所有 生物学者都承认器官的专业化对于生物是看利的，由于专业化可以使机能执行得更好些； 因此，向着专业化进行变异的积累是在自然选择的范围之内的。另一方面，只要记住一 切生物都在竭力进行高速率的增加，并在自然组成中攫取各个未被占据或未被完全占据 的地位，我们就可以知道，自然选择十分可能逐渐使一种生物适合于这样一种状况，在 那里几种器官将会成为多余的或者无用的：在这种情形下，体制的等级就发生了退化现 象。从最远的地质时代到现在，就全体说，生物体制是否确有进步，在《地质的演替》 一章中来讨论将更为方便。
    但是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如果一切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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