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 tes］，第三卷，796页）。在本书第五版里，我根据以“无疑的基本型（type-form）” 为开始的那一段话（同前书，第一卷，35页），推论欧文教授承认自然选择对新种的形 成可能起过一些作用，至今我依然认为这个推论是合理的；但根据该书第三卷798页，这 似乎是不正确的，而且缺少证据。我也曾摘录过欧文教授和《伦敦评论报》（London R eviw）编辑之间的通信，根据这篇通信该报编辑和我本人都觉得欧文教授是申述，在我 之前他已发表了自然选择学说；对于这一申述我曾表示过惊奇和满意；但根据我能理解 的他最近发表的一些章节（同前书，第三卷，798页）看来，我又部分地或全部地陷入了 误解。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其他人也像我那样地发现欧文教授的引起争论的文章是难于 理解的，而且前后不一致。至于欧文教授是否在我之前发表自然选择学说，并无关紧要， 因为在这章《史略》里已经说明，韦尔斯博士和马修先生早已走在我们二人的前面了。
小圣提雷尔（M.lsidore Geoffroy Saint一Hilaire）在1850年的讲演中（这一讲演 的提要曾在《动物学评论杂志》（Revue etM Zoolog．；1851年7月〕上发表）简 略他说明他为什么相信物种的性状“处于同一状态的环境条件下会保持不变，如果周围 环境有所变化，则其性状也要随之变化”。他又说，“总之，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观察已 经阐明了物种的有限的变异性。我们对野生动物变为家养动物以及家养动物返归野生状 态的经验，更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经验还证实了如此发生的变异具有属的价值”。 他在《博物学通论》（1859年，第二卷，430页）中又扩充了相似的结论。
根据最近出版的一分通报，看来弗瑞克（Freke）博士在1851年就提出了如下的学说， 认为一切生物都是从一个原始类型传下来的（《都柏林医学通讯》［Dublin MedicaI P ress，322页〕。他的信念的根据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同我的完全不同；现在（186 1年）弗瑞京博士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依据生物的亲缘关系来说明物种起源》，那么 再费力地叙述他的观点,对我来说就是多余的了。
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先生在一篇论文（原发表于《领导报》[Lead er],1852年3月。1858年在他的论文集中重印）里非常精辟而有力地对生物的“创造说” 和“发展说”进行了对比。他根据家养生物的对比，根据许多物种的胚胎所经历的变化， 根据物种和变种的难于区分，以及根据生物的一般级进变化的原理，论证了物种曾经发 生过变异；并把这种变异归因于环境的变化。这位作者还根据每一智力和智能都必然是 逐渐获得的原理来讨论心理学。
1852年，著名的植物学家M.诺丁（Naudin）在一篇讨论物种起源的卓越论文（原发 表于《园艺学评论》（Revue Horticole〕，102页，后重刊于《博物馆新报》（Nouvel les Archives du Museum],第一卷，171页）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认为物种形成的 方式同变种在栽培状况下形成的方式是类似的，他把后一形成过程归因于人类的选择力 量。但他没有阐明选择在自然状况下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就像赫伯特教长那样地，他也 相信物种在初生时，其可塑性比现在物种的可塑性较大。他强调他所谓的目的论（prin ciple of finality），他说，这是“一种神秘的、无法确定的力量，对某些生物而言， 它是宿命的；对另外一些生物而言，它乃是上帝的意志。为了所属类族的命运，这一力 量对生物所进行的持续作用，便在世界存在的全部时期内决定了各个生物的形态、大小 和寿命，正是这一力量促成了个体和整体的和谐，使其适应于它在整个自然机构中所担 负的功能，这就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4] 注4:根据勃龙写的《进化法则的研究》，（Untersuchungen uber die Entwickelu ngs-Gesetze）所载：“看来植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翁格（Unger）在1852年就发表了他 的信念，认为物种经历着发展和变异。多尔顿（Dalton）以及潘德尔和多尔顿合著的 《树懒化石》（1821年）表示了相似的信念。如所周知，奥根（Oken）所著的神秘的 《自然哲学》（Natur Philosophie)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根据戈德龙（Godron）所 写的《论物种》（Sur l’Espece），看来圣·文森特（Bory Saint-Vincent）、布达赫 （Burd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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