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没有经历过符合造纸要求的切断处理；且经加工后的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人工揭离而成；同时，“灞桥纸”的纤维端部断口整齐，无起毛帚化现象，可见原料没有经过打浆或舂捣。因此，“灞桥纸”不是纸，而是一些废旧麻絮在铜镜下的衬垫物。放马滩纸质地图，由于没有机会取样作破坏性化验，只是根据显微镜外观分析认为，纸地图由许多纤维断片、纤维渣及含量不低的白色泥状———细颗粒状物组成，粒状物含量约为30—40％，有可能还要高一些。由于其含有较常规纸过多的粒状物，因此这纸质地图是不是纸？是什么样的纸？有待进一步研究。

   并且，这样一件物品能在有积水而且死者尸骨都腐烂无存的墓葬中残留下来，也令人生疑。对于几次非墓葬形式烽火隧和驿站等出土的纸状残片，总的化验结果是，残片出土的遗址在时间断代上干扰太大，在某些西汉遗址或西汉土层上出土的残片不一定都是西汉纸。马圈湾部分纸中有填料，有淀粉胶料；悬泉纸中部分纸的原料是树皮，是草浆。根据史书记载，这都是很晚的事了。我国草浆的使用最早也得在唐宋年间，因此结论认为许多遗址干扰太大，很难为据。

   综上所述，以墓葬形式出土的西汉纸状残片，有的不是纸，有的不是古纸，有的问题颇多。就在人们争论造纸术发明于西汉还是东汉时，另一些学者透过古纸研究，引发了对考古学的思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史前考古学教授陈淳说，西汉有纸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产物，有其产生的外因和内因。外因是长期以来左倾思潮左右学术研究的偏激社会气氛；内因是有关学者学术作风的粗疏和草率。比如宣布西汉有纸的人本身不是考古学者，而是发现所谓“灞桥纸”的人，当时的专业水平并不能胜任处理这类重要的考古工作，再加上我国考古学传统有只重现象不重原因，只重器物不重相关背景的编史倾向，助长起一种倾心于追求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和越早越显赫的不正常心态，致使一些学者不愿意从事必不可少的、常常是枯燥细微而又默默无闻的材料收集分析工作，而醉心于追求急功近利的轰动效应，甚至不惜采取歪曲、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来达到这种目的。像这样仅仅依据一个遗址或少数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几件可疑纸状物来否定和改写历史定论的轻率做法，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任何重要发现的孤例都可能有例外，要做如此严肃的历史结论，科学工作者必须慎之又慎，在没有掌握充分而可靠的证据之前，切忌下任何断然的结论。

   纸，作为书写材料，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相传中国上古曾有过结绳记事的时代。那时，连文字也不曾有，更谈不上书写文字的纸张了。商、周时代文字已经成熟，可还不曾有纸，我们的祖先就想出了各种记录文字的办法。他们起初是把文字镌刻在乌龟的腹甲和牛、羊等动物的胛骨上。刻在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春秋战国以后，我们的祖先又开始使用新的记载文字的材料———简牍和缣帛。简牍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把竹子、木头劈成狭长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这种用作写字的狭长的竹片或木条叫做竹简或木简，较宽的叫做竹牍或木牍。简的长度不一样，有的长三尺，有的只有五寸。经书和法律，一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简上。写信的简长一尺，所以古人又把信称为“尺牍”。

   面对考古界就蔡伦是否为造纸术发明人提出质疑一事。国内首家纸文化博物馆———陕西洋县蔡伦纸文化博物馆的高尚馆长认为，直至目前，尚无人能完全证实蔡伦不是我国造纸术发明人，而造纸术不管是蔡伦受前人启示借鉴，还是独创，他对世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高馆长说，不管哪一种观点，都要靠史实来证实。允许有争议，但争议需要古文献、考古挖掘来做充分的考证。就目前资料来看，蔡伦之前，尚没有加工植物纤维制成的纸浆，而蔡伦是有意识采用植物纤维来加工纸浆并规模生产的。而且，考古工作也可能会出现纰漏，比如在西汉的遗址上，也有可能出现东汉时期的物品，要证实其年代，还需要做细致的工作。高馆长称，此前，灞桥纸曾被作为我国最早的纸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但后来由于缺乏史实依据，又从博物院撤了出来。所以虽有文物出土，提出观点前也应进行严谨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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