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针灸外交”震撼了西方客人

    美国1972年8月14日出版的《新闻周刊》的封面是一位脸上扎满银针的美女照片，标题为：“针灸大全”。 经过一个记者，两位科学家和四位美国医生，以及一个总统代表团的推动，此时美国针灸热已经走向高潮。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而自豪，外交技巧也灵活多变。人们熟知的有“乒乓外交”“熊猫外交”，甚至“茅台外交”。针灸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过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有更广泛的后续国际影响。

    在70年代特定国际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多年，各自宣传自己的制度优势，两边的民众没有直接接触和比较，几十年舆论之战不分伯仲。当资本主义客人首次来到社会主义中国访问时，主人要做的自然是向客人展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当年有计划地对外宣传针灸和针刺麻醉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是将针刺麻醉列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还有意地将针灸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用来吸引西方人的注意，以便建立同各国的联系和交流。

    中国人深知，对来自科技发达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客人来讲，大部分中国现代科技成果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针刺麻醉手术的现场表演的确能让美国客人震惊和心动，让客人们感到东方文化的神秘。在诸多“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中，也只有针刺麻醉最具有中国特色。此技术源于古老的中国针灸术，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做背景，传统针刺能同现代西方医学结合使用，实属中国人独创发明。针刺麻醉通俗易懂，立竿见影，适合演示，足以吸引西方人的眼球，是最合适不过的“宣传品”了。此技术在当时并不是刚刚发明，而是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在中国各地医院的多种手术中取得成功，累计病例很多，只是出于“保密”考虑，中国从未对外正式公布。

    1971年7月18日新华社发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中国针刺麻醉成功”，这一天成为中国现代针灸史上最重要的一天载入史册。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天，《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阑尾炎手术后的针灸治疗。历史的事件竟然如此巧合，就像是预先计划好了的一样，其中有没有刻意的安排，尚不得而知。

    赖斯顿在北京因病住院期间，周总理专程到协和医院探望了他。第一次见面，周总理就对他提到了针灸，说针灸会帮助他康复。周总理一直对中西医结合成果十分关心，曾多次亲自过问针刺针麻研究。由此可见，周总理对赖斯顿接受针灸治疗和对针灸有兴趣的情况十分了解，中国的针灸外交此时无疑已经开始了。

    中国的“针灸外交”不但震撼了西方客人，也引起了海外华裔人士的极大兴趣。诺贝尔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是最早应邀访华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之一。他于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就到了中国，被安排到各地参观访问。杨振宁博士回到美国后，在他任教的大学发表了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讲演。很明显，讲演中有关针灸麻醉的内容最精彩，不时赢得听众的阵阵掌声。同时期，还有台湾留美学生访华，也参观了针刺麻醉手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外宾”都适合参观针刺麻醉，中国外事部门在实践中也有过教训。1971年10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中方为准备接待尼克松夫人取得经验，特意请基辛格随行的两位年轻女秘书参观了针刺麻醉。可是，当两位姑娘看到医生把银针插入病人的穴位并用劲地捻动时，其中一位当场晕倒。后面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尼克松访华时，其夫人没有同其他人一道参观针刺麻醉。

    相比之下，赖斯顿夫人萨莉的却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士，她曾在手术室参观过针麻开胸手术，还当场拍照记录手术的实况。出于对针灸的兴趣和支持，萨莉女士为1972年在纽约出版的《大众针灸指南》写过一个序言，文中清楚地表述了针灸在当时沟通东西方相互了解中起到的作用。萨莉不愧为一位针灸外交的友好使者，她在文章的开头说：“很多年前，一次英国出现大雾，伦敦晨报新闻的标题是：‘迷雾笼罩海峡，内地分离’。在过去22年里，太平洋的上空一直被政治迷雾笼罩，将中国同西方分离。偶尔，迷雾淡薄，神奇显露，人们好奇到底是谁同谁分离。”文章结尾是：“当我从（协和）医院的窗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