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文物
　　随着长江中下游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尽三峡、川东(今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相同分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关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由于两湖和四川、重庆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于三峡库区1995年以来的抢救性发掘，有了更新的认识。如青年学者孟华平写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一书，对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作了很好的归纳，也落实了我原来的一些设想：时代越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越广，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丰富。他说：「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传说中，这个区域有三苗集团。按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三苗是九黎的后裔。九黎的分布，文献记载不明。三苗则战国初吴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徐旭生和钱穆均作过考证，所说即鄱阳湖、洞庭湖一带。俞伟超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把三苗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联系起来，认为长江中游「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最盛时「向北影响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原始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3000纪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统发达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发展与三苗集团的范围与势力消长大致吻合。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谱系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确的北方因素，故有学者把它们当作「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它们的起源与面向海洋的「鼎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规受泰沂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风格(如玉凤等)。
　　综上，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
　　另外，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
　　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是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马家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泽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
　　这个地区分为三个明显的中心，即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和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点，如稻作农业、干阑式建筑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高坛建筑土筑(「金字塔」)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说明其开始进入等级礼制社会。令人惊讶的是，良渚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后来的青铜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联系。
　　良渚文化明显地影响到南北各地。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就包含有颇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过来，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现象。近年来，关于良渚玉器符号和大汶口文化符号的探讨，已表明了两种文化区系间的密切往来。发掘不久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就是两大集团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证明。在这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风格。严文明认这是两种文化「冲击」与「碰撞」的结果。
　　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学和历史学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计，或称其达到「酋帮制」阶段，或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古国」时期。我们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诸多因素为夏商周所吸纳，如礼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也是直接来自良渚玉器上的纹饰。但是，整个三代，长江下游的文化和文明发展都表现出中断和回归的特点，直到春秋中晚叶才重新起步，兴起了吴越文明。也许，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献及汉晋以来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见远古时期客观存在于这一带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相当时期内，对其认识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举蒙文通的「三系说」和徐旭生的「三集团说」都将长江下游视作洪荒无人的空白之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温馨提示：本站提供的医药秘方均是收集而得，如需使用请先到专业中医药师处咨询方可使用，本站不对其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