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距今四千五百多年的古代，唐尧的部族活动于今河北省唐县至望都一带的滹沱河流域。对此，《后汉书·郡国志》唐县条引注：“《帝王世纪》曰：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及《太平寰宇记》等著名的古代地理志书，都持此说。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中也说：“陶唐氏旧城应该是今河北唐县、望都一代。”周长富先生则通过龙山文化的特点，在其《浅谈唐尧氏》中指出：“从年代和分布范围来讲，河北龙山文化相当于唐尧氏古族。”
　　那么，唐尧为什么要率领自己的部族离开故地，西徙太原呢？何光岳先生在其名著《炎黄源流史》中认为，由于东夷族势力日渐强大，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唐尧，为避免东夷部族的侵扰，遂率部西徙，“从唐县、望都一带出发南下行唐，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再进入平阳。”（《试谈唐尧氏》）邹衡先生也认为如是，他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论先周文化》一文中指出：“太原地区古文化多半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许坦型和光社文化，其出土的大批陶器，均似龙山文化的涧沟型者。”上述论述和地下出土文物的相互佐证，揭示了太原许坦型文化、光社文化与河北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也证实了唐尧部族由河北唐县、望都一带西徙太原，定居太原可能性的真实存在。需要进一步说明，或者说需要纠正的是，唐尧率其部族西徙太原的路线，似不应为“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而且，何光岳先生说的唐尧所以西徙太原是“被东夷族帝舜所取代之后”的理据也颇值商榷。
　　
　　其一，滹沱河由山西盂县出境入河北晋县、定县，南距井陉百里之遥，且井陉不属滹沱河流域，唐尧部族只能沿唐河南下，沿滹沱河西入山西盂县。再沿滹沱河主要支流乌河、温川河及汾河支流杨兴河，顺流南下，进入太原。
　　
　　其二，唐尧与虞舜的“禅让”，或虞舜对唐尧的“逼宫”，应为唐尧由太原迁平阳之后的事，而不是在此之前。史载：“尧治平阳，舜治蒲坂”，所谓“被东夷族帝舜所取代之后”，才西徙太原之说，既与地理实际区域相去甚远，也与事实发展时序脉理不顺，似不通。
　　依据史料所载，历史上海河流域水患猖獗，自明王朝创建的“1368年至1948年五百八十年间，共发生大水灾387次”，可谓“三年两头灾”。尤其是上游在山西，下游在河北的桑干河水系、滹沱河水系，“水流急湍，上宽下窄，上游水流携带大量泥沙，进入平原后流速骤减，泥沙淤积，河床填塞，尾闾不畅，极易成灾”。（《河北风物志》）唐尧部族所居的唐县、望都一带，恰处太行山西坡与华北平原衔接地带，北有洋河（桑干河下游）、南有滹沱河、西有唐河，河网密布，正是水患多发地域。唐尧所以西徙，究其道理，为避水患当为主要原因。因为大多古籍在谈到唐尧时都有关于水患的记载。《尚书·尧曲》说：“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寰宇通志》说：“尧时上游之水无所痒，壅而四出”；《晋乘搜略》说：“尧时黄水为患，震及帝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或许正是因为常常受到唐河、滹沱河水患浸害，所以唐尧才携带部族离开久居的故地，由太行山东部的平缓地带，沿着滹沱河溯流西进向高处迁徙，穿越了太行峡谷，进入了今山西省境，在今盂县又沿滹沱河支流乌河、温川河，汾河支流杨兴河（这几条河古代水量远比今日大），继续向西南跋涉，终于来到了汾河中游的河谷地带，今太原盆地。
　　丰厚的黄土，缓淌的汾河，苍翠的东、西两山，平展开阔的河谷平原，潺潺涓涓的晋水，以及淳厚朴实的太原先民，留住了长途迁徙、历尽艰辛的唐尧部族，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当时的太原是台骀“宣汾障泽，肇始太原”之后的时代，由于史书缺乏记载，详情不得而知。而此时的唐尧部族据《韩非子·五蠹》、《淮南子·精神训》所载，已经掌握了建筑大型房屋的技术，所建之屋“茅茨不翦，采椽不斫”；“朴桷不斫，素题不木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屋顶的茅草铺放不修剪，屋檐的椽子不砍削，端额的梁柱不彩绘，而且，精于制陶的陶唐氏部族，又把这些技术带到太原传授于土著。于是，在汾河中游平原的大地上唐尧部族和太原先民很快水乳交融为一体，共建家园，共创了太原的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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